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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主席的高明战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在东北的战略问题上，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名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个具有纲领性的指示，汇集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多数领导成员的正确意见，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地指出了我党我军在东北斗争中的一系列指导方针。

在七点指示中，核心的意图是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他强调指出：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他还指出：

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他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但是，全面地、真正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指示，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痛苦的过程。

二、东北局执行毛主席战略的曲折

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东北局虽然收到了，由于各部队都在流动状态下，大部分干部都没看到。对下一步行动，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根据国民党军队大举增兵东北的情况，东北局曾向中央请示，希望能将新四军叶飞纵队和华北杨得志纵队调往东北。3月4日中央复电彭真、林彪，拒绝这一要求。

理由是：

“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因此，中央要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

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对峙的态势，对我方是不利的。国民党军队是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进驻东北。老百姓对“中央”都抱着幻想和期望。而我军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持。打完了仗连伤兵都要自己抬，这种无根据地作战造成的种种困难，令人恼火。

我们的部队看起来人数多，除了内地来的老部队，新收编的部队多是乌合之众，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倒戈叛变。我们的部队一分散，握不起拳头，也没办法和国民党军队打大战。为了解决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月6日到8日，东北局领导人在抚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吕正操、肖劲光、伍修权等人。

会议着重讨论东北局势，和战问题，城市与乡村问题，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等。

伍修权回忆抚顺会议：

“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

这些回忆反映出当时东北局领导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并不统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关。

国共和谈进程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国民党破裂，党内多数人也不希望战争。

韩先楚上将回忆道：

“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九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局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

当时来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多数愿意在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农村去做艰苦细致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彭真同志在4月19日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

他指出：

“现在各机关的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群众不发动起来一切都谈不到，机关再健全也无用。切不要把人员堆积到机关中，机关工作待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再健全也不迟。对于斤斤计较工作地位高低，贪图享乐，不愿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生根的少数干部，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应切实肃清党内没落阶级的或个人主义的堕落倾向。”

他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领导人。

他在抚顺会议召开之前的2月25日就致电东北局，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这样下去，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三、四平保卫战失败的另一原因——王继芳叛变

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制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

及从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之亲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知共军所行非义，运向我军投诚来归。

其投诚自述书中有云：

本人痛悟过去共军破坏交通、阻挠接收之种种行为，危害国家民族至深至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继此以往将被国军逐入黑龙江内兴安岭一带的大山，冻饿而死。故特决心来归，自动投诚，以作尚在迷糊中之份子之先导。

王继芳的叛变给我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随身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我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林彪的部队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杜聿明得到这些可靠情报后，立即改变以往的谨慎做法，命令新6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在攻占公主岭和长春后，不仅未作片刻停留，反而向长春铁路两侧迂回扩张，力求把我军截在松花江南岸。

这是我军在东北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最倒霉的一段日子。自5月21日起，当我军从四平向公主岭地区撤退时国民党军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我军进行迂回包抄。国民党军显得大胆自信，一个团一个营就敢孤军深入，完全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这时候我军也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腿快不被敌人追上就行。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把许多部队都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

有的部队被敌人割断，落在后面，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边撤边打，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疲劳不堪。大家都感到奇怪：国民党怎么一反常态，追着我们打?

后来才知道是叛徒王继芳造成的恶果。

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并调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毛人凤抛弃了这个叛徒，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藏起来。重庆解放后，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三、停战谈判

与四平激战同时，国、共、美三方在谈判桌上就东北以及全国政治军事问题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讨价还价，其中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东北停战问题。

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

从外部看，自今年年初美联储及欧洲央行相继“由鹰转鸽”后，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随即纷纷降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全球先后共有14家央行宣布降息。其中，2月7日，印度央行率先打响了今年新兴市场国家降息的“第一枪”；5月8日新西兰联储宣布降息，拉开发达国家降息的帷幕。近期澳洲联储也宣布降息，发达国家央行降息的阵营进一步扩大。此外，受5月美国疲软就业市场数据的影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包括美联储重要官员在内的相关人士也向市场传递了降息预期。近期欧美股市因全球货币宽松预期而出现持续反弹，这为疲弱的A股提供反弹的外部市场氛围。

从基本面看，上周末央行行长易纲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基本面良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宏观政策空间充足，政策工具箱丰富，有能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周二上午出现较大升值，上涨逾100个基点，重新回到6.93附近，短期人民币料下跌空间有限。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施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

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

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对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四、我党战略的调整

对四平战役的结果，我党同样有自己的估计。长春失守的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是指四平之战解除了中共原先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某些顾虑和约束。

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是：“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更重要的是，四平战役直接导致中共对全国形势估计的变化。直到四平失守前，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使中共认为“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恐难有挽救可能”，并因此而布置作战准备工作。

从根本上说，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是非常脆弱与不稳固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这种互信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周恩来就对马歇尔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双方没有互信，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的信心都破坏了”。很难想象这种互信会在半个月的停战期内再次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平战斗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已通报在重庆的周恩来，“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这种“报复”即是将战争引向关内，以减轻东北的压力。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上泰安、兖州地区的吴化文部、德州王继祥部和胶济路上张店、周村地区的张景月部，理由是：

“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

6月7日开始，中共山东部队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历时1周，攻占德州、张店、周村和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地区中共部队的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在6月停战谈判中重点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上已是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准备借口。

尽管国共双方都在准备战争，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三人小组会议也在东北停战后恢复举行，国民党代表换成了原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蒋介石在停战声明中提出，在十五天停战期中，应商定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协议之办法。

6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林彪的电报中明确谈及中共的方针是：

“(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中共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回顾了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批判国民党“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

宣言引人注目地公开谴责“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提出“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们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

中共中央对下属解释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这个宣言无疑表明中共战后政策的改变已经公开化，基本放弃了战后一度采取的中立美国的政策，而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反美、即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

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美国调处的接近收场。

历史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在1946年初，林彪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立足未稳，坚持要打。中央则认为重庆谈判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坚持要停战，不许林彪打。现在林彪元气大伤，没有力量打，毛泽东又坚持要打。

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是经历了长时间痛苦地思考。胡乔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显示出他的魄力与胆量。在形势转折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方面临种种不利条件，但是坚决斗争的方针揭开了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序幕。

就在林彪为如何以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开战而苦苦思索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6月7日，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遵照中央军委自卫反击的指示，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鲁中、渤海、胶东军区部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

战役打了十天，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这次战役巩固和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使国民党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蒋介石慌了手脚，把原本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内地的战事。这就大大减轻了东北我军的压力。杜聿明的军队在占领大小城市的过程中被散开了，他的战线越拉越长，摊子越铺越大，已经不可能向四平之战时那样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

一条松花江把双方隔开，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沉寂。利用这段宝贵的间歇，我党我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踏踏实实地建设根据地，巩固后方的工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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